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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萧条经济学研究

1999-10-15 来源:光明日报 朱文晖 王玉清 我有话说

五年前,当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对“亚洲经济奇迹”提出疑问的时候,大部分人表示怀疑,许多学者曾经予以反驳;如今,当他提出要研究和再次探讨萧条经济学的时候,由于他过去先知先觉的分析,以及将此次东亚经济危机与1929—1933年美国的大萧条相提并论,人们已经不得不给予注意了。他指出,在过去几年中,日本、墨西哥、阿根廷、泰国、马来西亚、韩国、香港等7个经济体经历了与美国30年代大萧条极为相似的严重经济衰退,虽然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依然在继续增长着。但是,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糕,一连串类似事件居然在现代社会中爆发,足以使任何一个有历史触觉的人不寒而栗。

克鲁格曼被誉为凯恩斯以来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也是最著名的新生代经济学家之一。在本书中,他以大师的卓见,以生动的语言,以经济学的精髓,深入浅出地将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画面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按照克鲁格曼自己的说法,本书讨论的主题很“新”,仅是1997年7月2日泰国货币贬值后出现的危机。虽然危机造成的损失主要(到目前为止)集中在亚洲,但这不仅仅是亚洲的问题,而是新兴市场的问题,这些经济体创造了曾被称之为“奇迹”的骄人经济发展业绩,向世人提供过“发展模式”;世界银行曾大张旗鼓地宣传过它们的做法,“外向型”也曾经与“发展”几乎成了同一语。不幸的是,这些经济体在一连串事件中遭受重创。这些事件远远超出了金融危机的范畴,体现为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社会危机,总之,是一场深刻的、多层次的危机。现在的事件未必是30年代大萧条的严格重演,但它们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克鲁格曼倾向于认为,如果不采取措施,世界可能爆发新的大萧条。

本书的目的,不是要回顾过去几年危机发展的过程,而是要寻找危机发生的原因和机制,进而找到预防新的危机产生的方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对过去20年所谓的“正统”经济学进行反思,重新思考“萧条经济学”。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新趋势,重新考虑过去20年被主流经济学所扬弃的凯恩斯“需求经济学”。否则的话,按照现在的经济学潮流去制定对策,只能是缘木求鱼。

与凯恩斯一样,克鲁格曼认为治疗萧条经济的药方极为简单。但是,简单的理论答案往往不能为决策者和大众所接受,因而也就无法转化成为合理的政策。克鲁格曼认为,正是多年以来,人们对所谓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自由流动、结构性改革、财政平衡等的虚荣性追求,导致今天失业和通货紧缩的风险越来越大。他认为在今天,人们的经济生活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通货膨胀的治理、追求货币的可兑换性、放松外汇管制、强调惩治腐败等,都曾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过推力。但环境的改变却要求人们在经济思维政策导向上有新的创意。脱离甚至不顾现实生活,重复类似“灵丹妙药”的经济理论政策教条,在出现紧急状况时仍相信(如美国1929—1933年大危机时的胡佛总统)会自然地回归,实在是犯了大忌。

毋庸讳言,从本书的内容看,克鲁格曼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对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争论,现在仍在继续,一时之间也难以判断出孰是孰非。但是,克鲁格曼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矛盾与周期性循环的视野,关于30年代大萧条的现实对比,却是不容置疑的。我们认为,从现实出发,结合实际发展新的经济学思维和新的经济政策,正是克鲁格曼的高明之处,这也许是反凯恩斯主义者无法攻击的地方。

正如克鲁格曼的一贯作风(出语惊人),他指出,为了避免世界陷入新的大萧条,现在我们能够做的,而且也可以做到的,只是需要改变我们头脑中的某些教条。需要对萧条经济学予以研究,这种经济学提供着经济学的悖论——世界上存在着免费的午餐。

(本文为《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的译者序,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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